


對于畫家許汝良先生,我早就仰其大名了。可真正認識他,卻是緣于一次偶遇。那日,當我在市知名人士協會秘書長管玉田先生辦公室翻開新一期的《名士》雜志,便立刻被開篇的《畫有詩書品自高——讀著名畫家許汝良的工筆畫》、《藏家心目中的許汝良先生》、《許汝良先生簡介》三篇文章所吸引了。而恰在此刻,一位滿頭銀發,精神矍鑠,器宇軒昂的老者走了進來。管秘書長連忙介紹,來者正乃許汝良先生。真是“不巧不相識,無緣不相會”呀!于是我們緊緊握手,寒暄之中我愈加平添了對許先生的深深仰慕之情。更有幸者,幾天后又收到了許先生親筆題贈的精裝《許汝良畫選》、《許汝良版畫藝術作品賞析》和《許汝良孔靜牡丹畫集》,我頓時如獲至寶,并如癡如醉地投入了對三本精美畫作的賞讀之中。
看著許先生的畫作,我有著一種特有的陶然崇佩之感,其每一副畫品都是那樣的娟秀妍美和出神入化;那樣的五彩繽紛和馨香四溢;那樣的栩栩如生和意蘊悠長。如此賞心悅目的畫作,倏然將我帶入了一個超然脫俗的美好意境之中。此時此刻,我感受良多,但又苦于自己對美術系門外漢一個,故不敢貿然評說,謹此抒發點滴粗淺之見,誠請許先生及諸位方家見教。
刀筆精湛,功力非凡。許汝良先生是我國知名的版畫家和國畫家,尤其是他的版畫藝術達到了國內一流之水準,并研究創造出了“木刻彩色拓版畫”、“石膏板畫”以及“獨版彩套版畫”等中外版畫領域的新技法,打破了世界版畫界幾百年來的傳統制作陳式。其作品多次參加全國和國際畫展,并屢獲“全國書畫展覽一等獎”、“國際金獎”等各類大獎。《許汝良畫選》等三部畫作,正是其數十載豐碩藝術成果的集中展現,而我能據此大飽眼福,一種妙不可言的感覺禁不住油然而生。也許正是因為其新特獨到的畫技,也許是因為其對藝術對生活的至深感悟,才使得其作品能夠如此的美輪美奐惹人喜愛。我雖然不懂畫技,但對美術卻也別有情致,當年新華書店里琳瑯滿目的圖畫專柜,曾是我頻頻光顧的地方,在那里我選購過大量自己愛中的圖畫,并把它們張貼在家里的墻壁上。雖然后來我的這一雅興未能得以延續,但對于美術的喜愛之心卻從來沒有泯滅過。收入我視野的各類畫品不計其數,其中亦不乏一些大家名家之作。然而,像許汝良先生這般精湛絕妙的畫技實屬鮮見,他的諸多畫品著實令我嘆為觀止,并有一種如臨其境、如見其物、如近其人之感。你看,那副作于1962年,反映農民在田間耕作場景的版畫《春的喧鬧》,畫中那春風吹拂下一棵棵高高的白楊樹,開闊無垠的天空和白云,以及囊括廣袤原野、附近村莊、鄉間道路和農田沃土的背景,更有那在田間歡快耕作的農民,以及那一群群被勞動者歡聲笑語所驚起的林中飛鴻,其布局周密而合理,簡潔而明快,每一層次都清晰入目,每一景物都活靈活現,每一動作都逼真無疑,好一幅人歡鳥鳴、萬物萌動、生機盎然的神來鬧春圖。難怪它一問世便入選了第五屆全國版畫展覽,并被選送歐洲諸國巡展。還有他的那副肖像畫代表作《魯西勞模》,更令我頓生一種神妙和親切之感,且一眼就認出畫中之人是赫赫有名的全國勞動模范——原菏澤縣胡集大隊黨支部書記胡景燦。因了上世紀70年代我做為社隊基層干部,曾不止一次到過胡集大隊參觀學習和親耳聆聽胡景燦的經驗介紹。尤其是1974年春在全區組織的黃河復堤工地上,我做為公社指揮部的政工人員,曾近距離目睹了影片《黃河在前進》中胡景燦揮锨勞動的拍攝現場。時至今日,雖然胡景燦早已駕鶴西去,但其音容笑貌依然歷歷在目,而《魯西勞模》這幅畫作,則活脫脫就是其當年形象的真實再現。在許先生的刀筆之下,畫中人物的面部輪廓及表情被刻畫得惟妙惟肖,那飽經滄桑的皺紋,炯炯有神的眸子,笑容可掬的神情,歷歷可數的根根短發和兩縷銀須,其逼真與清晰程度,即便與當今的高清電視圖像相比,亦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其技法之精,功力之深,由此可見一斑!
寓意深刻,韻味綿長。藝術不僅從來都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而且從來都是為社會和時代發展服務的。通觀和細細品味許汝良先生的畫作,我們隨處都可以感觸到畫家對祖國、對黨、對人民、對生活、對藝術的滿腔摯愛,以及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深情關注,其諸多作品無不深深地鐫刻著祖國發展和時代進步的鮮明印記。那副作于1968年的《延安之春》,通過塑造人民領袖毛澤東延安時期與軍民在一起的鮮活形象,藝術地再現了當年“官兵一致,軍民一致”,黨和領袖與人民群眾同甘共苦,“解放區的天是晴朗的天”,“又戰斗來又生產”的光榮革命歷史。連同他同年創作的《白求恩在延安》,以及1967年創作的《毛主席在各族人民心中》、1966年創作的《焦裕祿》等畫作一道,均不失為對人們進行愛國主義和革命傳統教育的絕好教材。許汝良先生做為一名從舊社會走過來的貧苦農民的兒子,他不僅對黨和社會主義有著深厚的感情,而且作為一名新中國的畫家,更加有著一種強烈的歷史使命感。黨和國家在各個歷史時期的大政方針以及隨之而發生的社會發展與變革,涌現的新生事物,取得的輝煌成就,都通過他的刀筆得到了及時而生動的體現。諸如《早春》中的“鐵牛”,《金秋柿鄉滿園歡》中的“小四輪”,《春游牡丹鄉》中的大客車和小轎車,《如今登天實有梯》中的索道、纜車,《手持金鑰匙的人》中的飛機、導彈、衛星、航天器、雷達等等,儼然都成了我們國家一步步繁榮與發展的閃亮標志符。尤其是其反映改革開放前后對比的作品,更令我們為之震撼。值得關注的是,他的這類作品頗多都是以“春天”為主題的,因而就與那首蜚聲神州的時代贊歌《春天的故事》,渾然形成了一部押韻合轍的絕美二重唱。當“1979年,那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神話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跡般地聚起座座金山”的時候,激情澎湃的許汝良先生,禁不住揮刀舞筆,以其出神的遐想,精妙的構思,相繼創作了《早春》、《春游牡丹鄉》、《春江水暖》、《游樂圖》、《手持金鑰匙的人》、《音揚月宮》、《中國的脊梁》、《民間藝術家》等套色版畫,藝術地展現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人們熱情奔放,歡欣雀躍,農村生產力大發展,以及科學技術和文化藝術春天到來的喜人景象。而于“1992年,又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寫下詩篇,天地間蕩起滾滾春潮,征途上揚起浩浩風帆”的前后,作者更是為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所鼓舞,連續刻繪了版畫《二月》、《明月當空》、《雨后》以及國畫《惟有牡丹真國色》、《和平富貴》、《荷花鴛鴦》、《春滿人間》等寓意新時期黨的長期強國富民政策,帶來人民生產積極性大調動,國家面貌大改變等一系列經典畫作。由此可見,許先生的思想和實踐時刻都是與時代的脈搏緊密相吻合的,正如著名書畫評論家盧驊先生所說:“畫家許汝良先生不愧為一位時代的‘歌手’,他一直關注著時代變遷,并隨時記錄和報道祖國建設發生的新氣象、新風采、新成就、新面貌。”因而,便使得他的作品處處都洋溢著時代的氣息,閃爍著時代的精神,響徹著時代的奏鳴曲!

